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下）

追寻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的教育智慧（之五）

那些师承杜威的近代中国教育家，是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他们把杜威教育思想当成一种改革工具

杜威

　　在中国访问和讲演时，杜威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在《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曾指出：“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的交往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这里培里所提及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指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

　　从1904年起，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1930年退休。由于杜威与美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如孟禄、克伯屈、坎德尔等，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因此，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在哲学和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成为美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一所著名大学，而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青年前去学习。

　　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陶行知、陈鹤琴以及蒋梦麟、郭秉文等作为赴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先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们无疑受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后来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学者，“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他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特别是胡适，他最终选择实用主义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实际上是由于杜威的影响。

　　尽管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都师承于杜威，并且是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但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或在教育观点上从杜威那里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尤其应该指出，陶行知和陈鹤琴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照抄照搬。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他们的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如果从他们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来看，又可以说这是他们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陶行知在反对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的过程中，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合理因素并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试图对杜威的学说和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正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陶行知发现了杜威的教育学说和理论行不通，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和反省。经过在实践活动中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陶行知逐渐摆脱了杜威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办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陈鹤琴也从批判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出发，吸取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和有用的东西，并结合中国的教育进行了改造和实验，试图使该教育理论科学化和中国化。

　　胡适也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在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某些精华结合起来，并进行中国化教育道路的探索。但是，胡适选择的却是一条与陶行知和陈鹤琴不同的道路，其教育改革探索仅仅停留在学术研讨上。

　　成为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曾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五四”前后，杜威已成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和教育家。随着杜威到中国访问和讲演，杜威的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的影响更为广泛。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思潮。在杜威访华前后，先后介绍过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中国学者主要有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郑宗海、朱经农、俞子夷、郑晓沧、姜琦、常道直、崔载阳和吴俊升等。他们在《教育部公报》、《新教育》、《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潮》等刊物，以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民国时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传播。

　　当杜威来到中国访问时，中美两国学术上交流的高潮正在形成。杜威在中国各地讲演时，会场里总是挤满了听讲者，并能激起热烈反响。对于杜威提出的各种观点，中国哲学界和教育界的人士总是仔细倾听并予以认真考虑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也曾这样评论杜威：“很自然，他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地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国家中进步分子们的赏识。”杜威教育思想成为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

　　随着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增加，杜威的很多教育和哲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版。其中主要有：由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的《明日之学校》(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由邹恩润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由许崇清翻译的《哲学之改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由刘伯明翻译的《思维术》(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由张岱年和傅继良合译的《教育科学之源泉》(天津人文书局1932年版)、由刘衡如翻译的《学校与社会》(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李培囿翻译的《经验与教育》(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由董时光译述的《今日的教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

　　当杜威抵达中国时，他的那些从前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等人早已是中国著名的年轻教授和教育家。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博士生。因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了当时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中心。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教授曾这样说：“有一些拒绝政治仕途的知名人士，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精力转向学术界和教育界。就在那时，杜威博士来到我国宣传他的理论，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以及新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于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新教育运动。”一些试图革新教育的教育界人士组织了社团，例如，新教育共进社(后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社等，成为试图按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革新中国教育的主要力量，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杜威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教育

　　就哲学和教育两方面来看，正如在美国一样，杜威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教育方面。在杜威来中国访问和讲演之前，从日本传入的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思想和制度在近代中国教育中占有统治地位。然而，由于杜威来华讲演以及他的弟子和信奉者的广泛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成为了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任何一种教育思想。

　　在这一时期，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进步教育家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华虚朋的“文纳特卡制”等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教学法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后来，柏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本人还先后于1925年7月、1927年3月和1931年2月访问中国，宣传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但是对当时中国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影响，尤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为最大。就设计教学法的传入来看，从1919年秋天起，由俞子夷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的实验正式试行设计教学法。此后，江苏省第一师范附小也开始进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推动了设计教学法在中国教育界尤其是在小学教育界的传播和实验。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从杜威教育思想推演出来的设计教学法确是一种最符合教育原理和最足以表明教育实际的方法。杜威的一些学生还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根据杜威教育思想开办了一些实验学校，其中有的实验学校，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实验学校就被命名为“杜威学校”。杜威对于这些实验学校也很感兴趣。

　　1915年后，改革学制即“壬子学制”的呼声日趋高涨。由湖南省教育会首先提出动议，要求改革学制。由于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美国的“6—3—3制”也被介绍到中国来。1922年11月1日颁布了正式施行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方案。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除规定整个学校系统采用美国的“6—3—3制”外，还规定废除教育宗旨而代之以“七项标准”：一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使教育易于普及教育，七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从这七项标准中不难看出，新学制显然是受到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

　　在新学制颁布后的第二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所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所拟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就公布了。与以杜威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活动课程或经验课程相对照，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与新学制一样，也受到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也很自然地强调“儿童本位”，注重儿童的兴趣和需要。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传入近代中国后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是有一些原因的。其一，杜威从前的学生和信奉者对杜威及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广泛宣传和介绍，为它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其二，杜威本人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演，历时2年多，足迹遍及14个省市，其访问时间之长和访问地区之广在来华访问的西方教育家中是前无先例的。这无疑激起了人们对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兴趣，并推动了它的广泛传播。其三，作为当时世界上一种很有影响的新的教育思潮、以批判传统教育理论为目标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当时正在试图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界人士以及学校师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因而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其四，也许更重要的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标榜以科学与民主精神为核心，正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潮流相一致，因而受到了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普遍欢迎，杜威本人在中国各地讲演时甚至引起了某种轰动性的反响。　　（单中惠）